正月內得宋經略書報，沈惟敬於臘月廿七日入倭營，行長(小西行長)相見甚歡，料得表文至，可必矣。至則封事斷在必與，貢則封後看其誠意如何，再作一處。想足下自有相機妙算，此未可懸斷也。惟是近有一事，大可駭異，應乞朱鑑塘書報王荊老云，丹陽、金壇等縣，有宦家子弟結聚不逞，欲圖非常，只待倭入犯則以應之。又令人私通關白(豐臣秀吉)以遂其謀。今事已泄，皆被執在官矣，料得私通關白之說未必能成，亦未必便有，但既聞其說，不可不防。或將此情密書，令沈惟敬知之，告於行長。卻云，江南各子弟與各精兵，恐怕封貢事成，倭不入犯，則無計取功名，故令人欲結關白入犯，至其犯則又誘而敗之，以為自便之計，此皆壞封事者，不可不令關白知之。若有人來誘，則執送之朝，以表爾之誠。如此則不論事之有無，要可寢其未發，區區見謂若此至其可否，則惟足下裁之。看來朝中人情，封則尚有慫恿，貢則全以為未。頃者劉員外題對馬互市之說，未審倭情如何。總之，惟要保全朝鮮，計安中國，他人議論可不計矣。尤繼先於二月初二日已過居關，計十五前後可到遼境，此忠廉之將當作其氣，以令展布也。司□之牽動委不盡善，然其督責朝鮮君臣，令銳然備守，則未為無功，上當查勘出使之事，惟足下鑒為曲全，此亦有關係之事也。即不得完璧，或留生意足矣。何如?不盡。二月初一日星又頓首。左冲。
(封面)
石東泉 二月九日到
啟
有涉江南子弟語
解題
此信札中提及許多抗倭援朝戰事相關人物。「宋經略」即宋應昌 (1536-1606)，字思文，號桐崗，浙江杭州人，嘉靖四十四年 (1565) 進士。歷官絳州知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萬曆二十年 (1592)，應昌以兵部右侍郎經略備倭軍務，與總兵李如松率軍共赴朝鮮，收復平壤、開城。
「王荊老」為王錫爵 (1534-1614)，字元馭，號荊石，蘇州府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 (1562) 進士榜眼，萬曆二十年 (1592) 擔任內閣首輔。「朱鑑塘」為朱鴻謨 (?-1598)，字文甫，號鑑塘，山東青州人。隆慶五年 (1571) 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劉員外」為劉黃裳，字玄子，河南光州人。萬曆十四年 (1586) 登進士，授兵部員外郎，擔任宋應昌的軍前贊畫。曾與李松如援兵朝鮮，取得平壤大捷。
「尤繼先」，陝西榆林人，萬曆年間任延榆綏總兵，萬曆二十一年 (1593) 任鎮守遼東總兵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罷官)。據「沈惟敬於臘月廿七日入倭營」，推測此信撰寫的時間為萬曆二十三年 (1595)。史載該年四月，沈惟敬攜明朝敕書至小西行長營中，商議冊封豐臣秀吉之事。信中還提到聽說在丹陽、金壇等縣地，有宦家子弟竟私通豐臣秀吉，想趁倭寇入犯以取得名利。私通之事未必是真，但石星認為必須讓豐臣秀吉知曉，以免他受人誘惑，反而對明朝不利。由「總之，惟要保全朝鮮，計安中國，他人議論可不計矣。」可知石星想要保全朝鮮及中國的本心。
此信札中提及許多抗倭援朝戰事相關人物。「宋經略」即宋應昌 (1536-1606)，字思文，號桐崗，浙江杭州人，嘉靖四十四年 (1565) 進士。歷官絳州知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萬曆二十年 (1592)，應昌以兵部右侍郎經略備倭軍務，與總兵李如松率軍共赴朝鮮，收復平壤、開城。
「王荊老」為王錫爵 (1534-1614)，字元馭，號荊石，蘇州府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 (1562) 進士榜眼，萬曆二十年 (1592) 擔任內閣首輔。「朱鑑塘」為朱鴻謨 (?-1598)，字文甫，號鑑塘，山東青州人。隆慶五年 (1571) 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劉員外」為劉黃裳，字玄子，河南光州人。萬曆十四年 (1586) 登進士，授兵部員外郎，擔任宋應昌的軍前贊畫。曾與李松如援兵朝鮮，取得平壤大捷。
「尤繼先」，陝西榆林人，萬曆年間任延榆綏總兵，萬曆二十一年 (1593) 任鎮守遼東總兵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罷官)。據「沈惟敬於臘月廿七日入倭營」，推測此信撰寫的時間為萬曆二十三年 (1595)。史載該年四月，沈惟敬攜明朝敕書至小西行長營中，商議冊封豐臣秀吉之事。信中還提到聽說在丹陽、金壇等縣地，有宦家子弟竟私通豐臣秀吉，想趁倭寇入犯以取得名利。私通之事未必是真，但石星認為必須讓豐臣秀吉知曉，以免他受人誘惑，反而對明朝不利。由「總之，惟要保全朝鮮，計安中國，他人議論可不計矣。」可知石星想要保全朝鮮及中國的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