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在地理上虽然远离政治中心北京，人才贤士却百代不绝。从宋代的蔡襄、朱惠，明代李贽、黄道周，到近代的林则徐、严复等人，都曾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两宋时期，泉州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世界最大港，很多阿拉伯人到此贸易、定居、通婚，号称『刺桐人』，今日台湾云林还有刺桐乡的地名，也与福建移民有关。长乐县是个海港，拥有很多具航海能力的本地人，海洋事业很发达，而崇信伊斯兰教的郑和，本身就是阿拉伯后裔，他每次奉命下西洋之前，都会到长乐县组织船队、招募船员。福建在明代也以造船业闻名，『福船』名闻全国。漳州以厦门为港口，明朝中期之前，仅为海盗集聚地，直到隆庆皇帝准许开港，让中外人士可以合法通商，当地的月港因此兴起。原产于美洲、日本的白银，也透过这里，大量涌入明朝社会，使明朝经济大为活络，福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明清徽商的兴起，乃因安徽地形多山不易开发，安徽人因此大量移往外地贸易。福建与安徽很像，具有山多田少的地理特性，不同的是福建靠海，谋生腹地更大。特别是在隆庆开港（1567）之后，这项天然的阻力反而变成助力，福建人航海特长的优势更加彰显。历代福建人移民海外，到了现在的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尊来西亚等地，在当地落地生根，广传中华文化，至今在南洋许多地方仍能听到地道的闽南腔。就我所知，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就有福建血统，祖先是来自漳州的许氏闽南人，她也曾在任内到福建寻根。月港开港，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至为重大。今年正逢月港开港450周年，遥想隆庆皇帝的魄力与远见，在徐阶、高拱、张居正等能臣的执行下，让福建走向世界，也让世界看见福建。

晚明时期，福建人才辈出且大放异彩。例如叶向高，小名厕子，就是在母亲逃倭寇之难时生于厕所中。他的观念非常务实新颖，担任首辅时有不少善政，并建议万历皇帝准允利玛窦葬于北京，以表彰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理》的功劳。福建人对于外国人也很宽容，接受度很高，不少外国传教士是从福建进入中国，获得闽人的帮助，并与他们交流西学。这些接受西学的福建前贤，包括利玛赛的好友吴载鳌，接受西学的陈玄藻，而首辅叶向高对西学的支持，影响尤其重大。

南明首辅蒋德璟，还有对崇祯皇帝抗颜争执，后来当到南明礼部尚书的黄道周，也都是福建人。黄道周被闽南人奉为漳州守护神，在今天台北西门闹区附近，还有祭祀他的『助顺将军庙』。在淡水、五股也有分庙，始终香火不绝。
第一本介绍台湾民俗风情的书，是福建儒生陈第撰写的《东番记》。万历三十年（1602），沈有容将军亲率二十四艘军舰，由金门出海驶往台南，驻扎『大员』，将盘据台南的倭寇扫荡殆尽。在这场战役中，共击沉日舰六艘，斩首十五级，救回被劫持的百姓三百七十人，俘虜倭人数百。台湾百姓因此感念说：『沈将军再造我也！』早在郑成功之前六十年，沈有容就从倭寇手中收复台湾。而《东番记》作者陈第，正是在这场历史战役中跟随军队来台的要员。

崇祯时期，海上贸易的获利，其实比征收农民的赋税还多，福建地区的海商郑芝龙家族就是一个代表。郑氏是当时势力最大的海上武力集团。天启六年（1620）福建发生大旱灾，郑芝龙以私家船舰运送数万饥民至台湾，并给予银两、耕牛、种子、生活物资，让他们自行垦殖，开启了福建对台湾大规模的移民潮。

在宗教上，福州鼓山的为霖道霈在南明时期很有名，还有费隐通容、觉浪道盛、隐元隆琦等佛教大师，也都出自福建。如隐元隆琦和弟子将极具闽地特色的黄檗宗禅学和宗派以及医学、文学、书法、建筑、饮食传入日本，获得法皇赐地建庙，对日本的文化影响极大。
清朝民国时期，福建在全国政坛、文坛与书坛依然群星闪耀，从清初的曹学佺、陈梦雷、李光地、彭鹏、林佶，清中黄慎、伊秉绶、郭尚先，到晚清民国的严复、辜鸿铭、丘逢甲、林纾、林语堂、林徽因，都是文化史上的祭酒巨擘，在各自领域做出极大贡献。
回首近五百年来的中国史，福建前贤们以一种富于创意进取的民风，在历史轨迹与国际舞台上屡屡写下新页。他们在承平之时发挥个人才智，在患难之际勇于承担任事，为国家人民谋幸福，为民族群众尽大义。我们处于安乐富强的时代，享受前贤的辛劳成果，更应效法他们的精神，承袭良好的基因，积极与世界接轨，不辱世家风范，再造一个辉煌的文明盛世。

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编，《水沐云行──闽台书法五百年特集》，北京：九州岛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