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德拉‧格施嘉鳳（前義大利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

一五八二年，利瑪竇來到澳門，並積極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翌年經澳門踏足中國大陸。利瑪寶對中國的認識之深，是現今很多西方學者所不能及的。

利瑪竇不但是一個有才華和修養的耶穌會士，其遠見卓識和記憶力尤為驚人。除通曉地圖製作、數學和天文學等，他的博學多才更啓發了他利用音樂和詩歌作為打開紫禁城大門的鑰匙。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西方「中國通」，憑著敏銳的觸覺洞識這個對當時的西方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中央王國的習俗和思想，在當時是相當罕見的。

利瑪竇是第一位編纂中歐語言《葡漢辭典》的人，同時也是首個將中國的文化典籍和經文翻譯成拉丁文，並將儒家學說介紹到西方的歐洲人，後又把歐基里德的《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此外，他也是首個獲准進入紫禁城（1601年）和安葬在北京（1610年）的外國人。

更重要的是，利瑪竇在中歐文化交融上的巨大貢獻。事實上，我認為他的主要貢獻還應包括他創立的「利瑪竇規矩」傳教模式──以謙遜的學習態度去發掘東方文明的寶庫，並促進西方文化的智慧。他既不會掩飾自己的文化，又懂得尊重他人的文化，讓自己成為一個地道的「中國人中的中國人」。正正是這種謙遜和博學的認真態度令他受到無數平凡或不平凡的、曾與他對話的中國人的尊敬和欽佩。即使在他逝世四百年後的今天，這位偉大的西方使者依然值得我們懷念。作為文化交流的偉大先驅，利瑪竇所提出的跨文化對話也是我們現今社會都極為需要的一種對話和傳統。

如馬可·波羅一樣，利瑪竇這位義大利偉人在數百年前把義大利對中國的情感，以至這個新國度的魅力透過文字和符號展現出來。

本文節錄自趙陽等編輯，《海嶠儒宗──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文物特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0年。

萬德化（前澳門利氏學社社長）

過去三百年間，利瑪竇的名字並不如今天般廣為人知或受到讚頌。利瑪竇的傳教模式在其逝世後曾引發過「中國禮儀之爭」，致使其名聲一度被人遺忘和誤解。他的福音傳播方式亦曾受到質疑和批評，更被指責在中國傳播基督信仰和教條時，把兩者廣義混淆。利瑪竇強調智慧和信仰的完美結合，畢生致力追求一切普世價值。他的世界觀深受歐洲文藝復興的薰陶，儘管這與他在中國所見所聞不盡相同，但這並未動搖他的基督信仰和世界觀。相反，這促使他在人文和友誼、科學和信仰的基礎上尋求共通點，並積極展開一場歐洲與古老中國文明的對話，且取得了顯著成效！
利瑪竇的科學背景和地圖製圖技術讓中國人民認識到一個包含其他大陸和國家的新世界；中國並不是世界的中心，祇是萬國之一。天文、數學和歐基里德的《幾何原本》等也為利瑪竇與中國人民溝通的重要橋樑。同時，中國與歐洲人民對科學和理性的共識亦成為利瑪竇宣揚「人性源自萬物創造者」（《天主實義》所描述的「萬有真源」或「唯一天主」）的主要渠道。他堅持使用中文，並不斷錘煉中文，表明他珍視與中國人直接交流。他不祇視中國文字為一種工具，一種交流手段（通過書籍和論文），而且更視之為天主所造理想世界的内在願景。他由《神操》所受的教育和耶穌會精神，造就了他對中國社會和其靈性傳統採取兼容的態度。利瑪竇的偉大成就和其與中國官員和文人雅士的深厚友誼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現在，這種與中國溝通的基本方法，歷久彌新，富於成果，充滿希望。
利瑪竇是一個以行動實踐其說教的人。他對人性和與他對話者的信心、對文化的敏感度和對科學的熱忱、他對他人的尊重和真誠的友誼、他對傳統和歷史的意識，都是他偉大人格和在十六世紀歐洲所受的人文教育的結果。他由與來自不同地域、持不同信仰的人對話和相遇構成的教育，是有益於創意，為中國人的心智和靈魂服務的。利瑪竇，正如孔子那樣，都是出類拔萃的教育家，是來自西方的聖賢。他的道德文章至今在中國和歐洲皆地位崇高。

本文節錄自趙陽等編輯，《海嶠儒宗──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文物特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0年。

遙想初抵中國的利瑪竇，在他眼中的中國是個處處樂土，經濟物質繁華的大國。震懾於所見一切，利瑪質深刻感受中國不像其他國家，西方人欲傳揚天主思想，不能再倚靠以前的強勢手段了。同是外來宗教，佛教在東漢初年傳入中國，漸漸獲得知識分子的接受。回首歷史的發展軌跡，佛教之所以能發展出它的中國特色，在於它適度吸取了中國傳統的儒家精神。特别在晚明時期，例如董其昌、黃輝、公安三袁等知名文人，及憨山德清、雲棲祩宏等高僧，在調合儒釋道三家思想上頗有貢獻，是宗教融合的典範。與此相較，利瑪竇努力尋找儒家與天主教的共通點。也因著他高尚的人品與淵博的學問，因此獲得士大夫級的信任與敬重。當時以徐光啟、李之藻為首的一批開明先進知識分子，見到利瑪竇引進的遠西奇器，開始思考中國文明永續發展的問題。也因著這批士大夫的參與，此時傳播於中國的天主教，是一個具有儒家與孔孟色彩的「中國特色的天主教」。
但利瑪竇去世後，他的傳教理念在耶穌會内引起爭議。原先利瑪竇與耶穌會准許中國天主教徒祭祖祀孔，因教皇克萊孟十一世於一七零四年在羅馬發佈敕令：禁止中國教區以上帝或天表示天主。更禁止祭拜祖先。（教廷於一九三九年廢除此禁令）一七零六年，教皇特史多羅樞機主教對康熙帝重申教皇敕令，導致皇帝大怒，遂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天主教因此消失於中國近兩百年，失去了像佛教那樣能吸取儒家精髓的機會。反思當代，今日世界多少戰爭因宗教而起？皆因固守一已教義，不能包容其他信仰而起爭端。在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年的今天，他所提出包容、對話、交友的理念，值得我們汲取新義並重新實踐。

本文節錄自趙陽等編輯，《海嶠儒宗──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文物特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0年。

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    陳浩星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為了探訪利瑪竇的故鄉，居於澳門的三個中國人長途跋涉，輾轉來到義大利馬爾凱州馬切拉塔城。

由於歐洲之行途經多個城市，舟車勞頓，可以想見。從充滿詩意的翡冷翠前往寧靜山城馬切拉塔，需轉乘六次火車，我們因為趕路，不但誤了午餐的時機，甚至連購買瓶裝水都沒來得及。

在車厢內，我們飽覽窗外美麗如畫的義大利瀕海風光，惠風和暢，心曠神怡；與此同時，那又是飢腸碌碌、口乾舌燥的八個鐘頭。

想到連水都喝不上，我不禁訝然失笑。由此想到，在現代社會，我們祇是在義大利境內從一個名城跑到一個小鎮，行程不超過十小時，帶著幾件行李，已經諸多不便。遙想當年那位年輕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轉過好望角，途經莫桑比克，繞了半個地球，天風海濤，顛簸半載才到達印度，四年後又踏上進入中國的漫長道路......期間危難困厄多少？當利瑪竇到達印度果阿之時，從莫桑比克上船的四百名奴隸裡就有十三人魂歸天國，路途乖蹇，於茲可見。而支持他一路勇往直前的，是何等巨大的一股精神力量！正是有了這次交通經驗，我們彷彿對利瑪竇的遠東之行有了一點點「感同身受」。

在馬切拉塔城，在菲力浦．米尼尼（Filippo Mignini）教授的帶引下，我們一一參觀了與利瑪竇有關的遺址，包括他誕生後居住的小屋，年輕時就讀的耶穌會寄宿學校（現為馬切拉塔市博物館）。在當地的Palazzo Buonaccorsi 博物館裡，我們看到了跟利瑪竇及其年代相關、也就是將運到中國巡迴展出的文物。在狹窄的庫房裡，掀開祖卡里（Federico Zuccari）的拉斐爾像的布蓋，優雅而神采勃發的文藝復興時代精神撲面而來。我幾乎能感受到航海大發現後歐洲人那翻騰於內而洋溢於外的探索、冒險熱情。除了出於虔誠的宗教信仰，我深信，探索神秘古國的衝動，也是讓年輕傳教士踏上萬里征途的其一原因。

因為該博物館踞於崗頂，當我們穿過四、五個修復中的房間，信步走出陽臺，眼前豁然開朗，高瞻遠矚，馬切拉塔景色盡收眼底：比屋連甍，鱗次櫛比，褐紅色的房頂從山丘向下，往遼闊的綠野遠遠地鋪張開去。清風從無垠空間吹拂過來，頓感「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據菲力浦．米尼尼教授介紹，從利瑪竇時代至今，這個小城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此情此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時在腦海閃出。我忽然意識到，眼前景物就是養育利瑪竇的一方水土；我正處於利瑪竇成長的三維空間裡，祇是時間不同罷了！也許正是這廣闊的天地，才造就出利瑪竇那種寬容兼採的襟懷和博中至遠的人格。

Matteo Ricci，中文名利瑪竇，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他無論在印度還是中國，都沒有後來某些歐洲人對亞洲人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慢態度，相反他極為尊重當地的文化。他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鑽研中國典籍的西方學者，在中國士人階層頗受敬重，被尊為「泰西儒士」。這也是經歷四個世紀，他仍然贏得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高度評價的原因。利瑪竇在華積極學習漢語，能以中國儒家經典的用語宣講和解釋天主教教義。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有如此評價：

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

日本比較文學學者平川佑弘在《利瑪竇傳》中文版序言中說到，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甚至認為他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這種評價並非過譽，實際上已得到普遍的認同。

利瑪竇一方面用漢語傳教，一方面鑽研中華文化，並以淹博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知識博取中國人的好感與信任。這種傳教模式被稱為「利瑪竇規矩」，在很長時間裡，一直為後來赴華的耶穌會教士所遵從。

對耶穌會來說，利瑪竇是在華傳教模式的偉大開創者；對中國人而言，他則是把西方文明帶到東方古國的文化使者。「文化交融」是實實在在的事。

猶記利瑪竇在其名著《中國札記》的第一卷第三章中如此描述十六世紀「中華帝國的富饒及其物產」：

由於這個國家東西以及南北都有廣大的領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斷言：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在單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可以發現在這麼多品種的動植物。中國氣候條件的廣大幅度，可以生長種類繁多的蔬菜，有些最宜於生長於熱帶國度，有些則生長在北極區，還有的卻生長在溫帶。中國人自己在他們的地理書籍中為我們詳細敘述了各省的富饒及其物產種類。......一般地，可以真確無誤地說，所有這些作者都說得很對：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東西，無論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與奢侈，在這個王國的境內都有豐富的出產，無需由外國進口。我甚至願意冒昧說，實際上凡在歐洲生長的一切都照樣可以在中國找到。

在議論中國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時，利瑪竇在同一卷第五章特別強調「它的政府的形成與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的都不同」。此說實在可圈可點：

在討論這個了不起的帝國的政府問題之前，簡略地介紹一下中國人在文學和科學上所取得的進步以及他們所習慣的授與學位的性質，將是有益的。中國政府的整個性質都與這些特殊的因素密切聯繫在一起，它的政府的形成與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的都不同。雖然帝國並不由知識階級即「哲人」在進行管理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必須承認他們對帝國的統治者有著廣泛的影響。

當四百年後的我們讀到地球一端對另一端陌生國度的地理、物產以至國情的評價，看到的不光是人類文明交流的歷史，還應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審視現在，預見將來。這也是在利瑪竇逝世四百年之後，東方和西方都予以紀念的原因。因為在文化交流的進程中，無論對地球海岸線的哪一方，利瑪竇都是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物，特別是在今天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謂「文明衝突」論受到重視及廣泛傳播之時，利瑪竇的人生經歷、思想以及操守均可供後人參考、反省乃至追隨，這更應是本次展覽的意義所在。

為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中、義兩國多個機構攜手合作，在北京、上海、南京和澳門舉辦系列紀念巡迴展。作為巡迴展覽的最後一站，澳門藝術博物館得到了兩岸三地眾多個人和機構的鼎力支持，在義大利展品的基礎上，還展出了大量與利瑪竇及其時代相關的珍貴文物，見證了利瑪竇如何經過澳門，把天主教傳播到神州大地，又因此大大地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本展覽分成「璀璨的時代」、「中國傳教行腳」、「早期天主教在澳門」和「利瑪竇友人書跡」四大部分。其中，「早期天主教在澳門」以眾多實物和相關研究成果，呈現素有「天主聖名之城」之稱的澳門，在重要的歷史時刻中的獨特面貌。

利瑪竇在一五八二年八月七日踏足他寤寐以求的國度──中國，第一站就是澳門，自此以往，在回到天主懷抱之前，他都沒有離開過《兩儀玄覽圖》內的這片土地。作為中國人，特別是居於中國的澳門居民，八月七日是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能够參與舉辦這個利瑪竇紀念展覽，我們不但感到榮幸，還深深地覺得，這是澳門居民應該做且必須做的事情。通過這個展覽，我們能更直觀地看到這位偉大的文化使者如何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看到他如何在東西方文化的加持下成長為東、西方的樞紐式人物。

當我們殷切地審視利瑪竇來華的歷程，追蹤他在澳門的生活痕跡，考究澳門過去的東西文化交流橋頭堡角色，澳門將來的路該怎麼走，也許應該了然於心了。

本文節錄自趙陽等編輯，《海嶠儒宗──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文物特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