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宜興人，字玉繩，號挹齋。萬曆四十一年（1613）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編修。聰穎過人的他年紀輕輕便平步青雲，崇禎帝即位後，召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升禮部尚書，崇禎三年（1630）起擔任首輔。《明史》描述周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強調其人反應靈敏，懂得體察上意。這種適合在官場中周旋的性格特質被後人解釋為周延儒性格上的缺陷，直指周為奸佞。但若我們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崇禎帝為何會如此器重周延儒，其實有更大的原因。
啟禎時期，朝中東林黨及閹黨兩派爭搆不休，羅織罪狀互相陷害乃家常便飯。明季內有盜寇，外有疆仇，朝臣們還將精力用在權力傾軋上。崇禎帝對此痛惡至極，又無力隻手盡除權奸。周延儒第二次擔任內閣首輔時，曾努力想要同時安撫東林黨人與閹黨，崇禎帝當時真的對他寄予厚望。回顧周延儒前一次被罷黜之因，其實也和他一開始被重用的原因相差無幾。崇禎帝年少登基，看盡內廷的明爭暗鬥，崇禎對朝臣不能不防備，個性也不得不多疑。史傳記載了一段周延儒受到崇禎帝注意的事件，就是一個例證。
崇禎元年（1628）冬季，因為國庫拖欠軍餉，駐守錦州的軍隊鼓譟了起來。督師袁崇煥請朝廷儘快給餉以穩定軍心，崇禎帝卻顯得有些遲疑。當時諸大臣一致認為應該發餉，而周延儒卻極力揣測崇禎為何感到不安。其實那時崇禎帝已開始懷疑守邊將帥們的忠誠度。周延儒順著崇禎的思路去想，並認為，現在事態緊急，自然該發餉。但又自己揣度說道：「軍餉不如米糧，山海關並不缺米糧，卻缺錢。為什麼呢？這其中必定有隱情。難道不是某些將帥們煽動軍士以威脅崇煥嗎？」在說這些話之前，周延儒又先感嘆地說：「昔日邊關隘口乃用以防備敵人，現在還得防自己的兵！」這些出於揣測的發言一方面將崇禎帝積壓已久的懷疑釋放了出來，另一方面又讓崇禎感到周延儒和自己的想法如此切合。周延儒一舉獲得了崇禎的信任，而上面這段對話卻在邊關掀起了大風暴，數十人人頭落地，袁崇煥也被崇禎歸入了不信任的名單中。
周延儒以其靈穎善對、深諳崇禎帝的心思而受到重用，但崇禎六年 （1633）六月他嚐到了第一次失敗的苦果。周延儒於崇禎三年（1630）九月任首輔後，他的舉動言行都可能成為朝臣參劾他的把柄。崇禎帝剛開始的確很信任延儒，而與延儒一同入閣的溫體仁，更將周延儒視為讓自己登上青雲的墊腳石，他一面親近延儒，另一面卻在旁伺機爭奪延儒的權位。崇禎四年（1631），延儒的姻親陳于泰（1596-?）殿試第一，當時起用的大同巡撫張廷珙、登萊巡撫孫元化（?-1632）又與延儒皆有私交，朝野議論紛紛。周延儒的親族又仗勢橫行於邑中，家人甚至假冒錦衣尉之籍貫任官。這些循私枉法之事，讓周延儒的宧途佈滿地雷。
崇禎五年（1632) 正月，叛將李九成等人攻陷登州，囚禁孫元化。依法應責問侍郎劉宇烈督師無功，而言官們直指周延儒刻意包庇劉宇烈。滿朝言官在短時間內連成陣線，炮口一致朝向延儒，直指延儒循私舞弊。而北京的人們紛紛傳說，周延儒宅第門前有一間珠寶店，由延儒的門人董廷獻當掌櫃，想要求官買官的人可以到那裡獻上錢財。
隱埋的地雷瞬間爆發，朝臣認為周延儒應當下臺。崇禎帝雖然捨不得，但是收受賄賂、包庇親私又是崇禎深惡痛絶的罪名，周延儒不得不黯然離去，一直冷眼旁觀的溫體仁如願當上了首輔。遭罷職的周延儒內心很不好受，一旦失勢，想起以前里居時和姚希孟等東林文人交遊，等到以枚卜事陷害了錢謙益，又與東林結了怨。其後主持會試，錄取了張溥與馬世奇等人，又都是東林黨人，周延儒想著這一路走來的恩恩怨怨，內心慚愧。隨後上臺的溫體仁，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將近五年。接著張至發、薛國觀相繼柄國，與樞部楊嗣昌等人勾心鬥角，劉宗周、黃道周皆被參劾得罪。張溥認為若延儒能再當首輔，才能解除東林黨的困境。正好薛國觀敗退去職，崇禎帝念及延儒的體己，加上得到張溥、吳昌時、馮銓之助，崇禎十四年延儒復為首輔。
周延儒二度上臺，將溫體仁時期的決策悉數翻盤。又極力迎合安撫東林及閹黨兩方人馬，鎮壓並阻止了兩方繼續互相攻詰。周延儒暫時安撫了黨爭，然而宮延鬥爭以外的流寇與外患他實在一籌莫展。崇禎十六年四月，大清兵臨山東，已逼至京師近郊，大學士吳甡已銜命去處理流寇，周延儒不得已，只好自請督師禦清。延儒駐紮於通州但不敢戰，鎮日只與幕客們飲酒作樂，假傳捷報給崇禎帝。等到東窗事發，延儒以待罪之身自請戍邊，崇禎仍念及君臣之分，僅罷其相位，令延儒歸家。
崇禎帝原本並沒有要奪延儒性命。只是延儒一旦退位，從前自己種下的因，都化為洪水猛獸撲將過來。言官們屢次參劾延儒勾結朝臣收取重賄，並洩漏軍機給地方流寇。崇禎大怒，親自審問吳昌時。吳昌時雖堅不供出延儒，但崇禎帝卻查覺出這其中可能牽連延儒的蛛絲馬跡，他心中昇起了誅殺延儒的想法。
另一位首輔薛國觀（?-1641）先被賜死，其門人魏藻德以此仇報復吳昌時及周延儒，便力疏參劾延儒，崇禎下令除去延儒所有的官職。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吳昌時（1594-1643）棄市，崇禎命周延儒自盡，並没收其家產。
李清（1602-1683）明季時曾任職於刑科、吏科、工科，明亡入清後，他將自己在內廷的所見所聞寫成《三垣筆記》。他分析明季亡國之因時曾這樣寫道：「崇禎年間誤國的罪魁禍首，舉世皆指向首輔周延儒、溫體仁；而誤國的兵部主事皆指向楊嗣昌、陳新甲。但若一一列舉前後的宰輔及主事，最聰明最有才能的其實也只有這四位。原本這些將相會被眾人詆毀的原因應是缺乏才能，然而被詆毀的這四位，居然還遠勝其他人，其他的朝臣更不用說了！明朝敗亡的原因在此。」
崇禎十四年 (1641) 九月，周延儒 (1593-1644) 第二度擔任明朝內閣首輔。隔年大年初一，崇禎皇帝東向揖之，尊延儒為上位，並說：「朕以天下聽先生」。能讓崇禎帝如此禮遇，甚至願將天下事交付其手的人，他跌宕的一生最後被放置在《明史‧奸臣傳》，任後人訕罵。然而周延儒的生命經驗，實不應僅僅被奸臣的評價限制，而值得我們以現代的觀點重新閱讀與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