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豹（1487-1563），字文蔚，號雙江，晚年又號白水老農、東皋居士，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
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任華亭知縣。徐階時為諸生，豹試而奇之，啟發以良知之學，兩人就此結成師生之緣，日後更為同僚。嘉靖四年（1525）召為御史，劾奏宦官及權臣，有能諫名。出為蘇州知府。他在府縣為官，則以安民為主，改革弊端，懲奸罰惡。因此，他所到之處，多有貪吏墨役聞其風而解印授去者。在政事之餘，他則興建學校，鼓勵善良風俗，獎掖後進，培養人才。當他成為御史時，則能毫無畏懼的彈劾人所不敢彈劾者，言說人所不敢言說者，因此他剛正不阿的美名也由此興起。但也因為他性情耿介，所以在仕途上並不順遂，甚至蒙受誣陷而遭遇牢獄之災。
後家居十年，經邢如默、賈準等人推薦，任平陽知府。因修關練卒有功，升陝西按察司副使，後因為輔臣夏言所厭惡，被罷免。不久又被逮下詔獄，一年後在嚴嵩等人的幫助下出獄。嘉靖二十九年（1550），因徐階為他訟冤，召拜右僉都御史，未赴，又擢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官至兵部尚書，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後因反對“開海濱互市禁”，忤旨罷歸。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聶豹去世，終年七十七歲。隆慶元年（1567），賜諡號“貞襄”，追贈少保。
聶豹與王守仁僅在嘉靖五年（1526）見過一面，但並未稱弟子。這一年聶豹四十歲，親自拜會王守仁，並且與王守仁討論良知學。在與王守仁論學過程中，聶豹體會到「聖人為必可至」的道理。後來，聶豹便以書信方式向王守仁問學，而王守仁也因感於聶豹的「任道之勇」，亦以書信回之。自此至嘉靖七年，聶豹都有書信寄與王守仁，並與他論學。其中，聶豹曾寫信告訴王守仁，認為他「接人太濫」。王守仁則回答他說：「吾之講學，非以蘄人之信己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而聶豹為之惕然。在王守仁征思、田期間，聶豹曾致書問「勿忘勿助之功」，而王守仁則回信說：「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去逝時，聶豹感嘆的說：「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直到王守仁去逝若干年後，聶豹才在王守仁的弟子錢德洪、王畿的見證下，拜王守仁為師。
關於聶豹與王守仁思想的關係，黃宗羲在〈江右王門學案二〉中謂：「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群起而難之哉！」但《明史》卷202聶豹本傳卻云：「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說，與辨難，心益服。後聞守仁歿，為位哭，以弟子自處。及繫獄，著《困辨錄》，於王守仁說頗有異同。」
聶豹為王陽明心學正統傳人，認為良知不是現成的，要通過“動靜無心，內外兩忘”的涵養功夫才能達到，主張主靜修養，致虛守靜的工夫論，還主張戒慎戒懼。有《雙江文集》十四卷，《困辨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