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鄤（1594-1638），江蘇常州人。字謙止，號峚陽。四歲始能言，六歲時隨父鄭振先（1572-1628）讀書於嘉興任所，十歲能寫文章。少有才名，十四歲時，父親時常帶他去東林書院，與名士顧開雍、李騰芳（1573-1633）、湯賓尹（1568-?）等人談論學業。十九歲時中舉人，之後十年間四次參加會試，於天啟二年（1622）中進士，時年二十九歲。選翰林院庶吉士，直言敢諫，與同科壯元文震孟、名士黃道周為好友。天啟二年十月，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上《勤政講學疏》，批評天啟皇帝怠政，並抨擊魏忠賢擅權。天啟皇帝命文震孟罷官，鄭鄤仗義執言，上呈《諫留中疏》，結果以「黨護同鄉」之罪被降職外調，鄭鄤拒絕赴任，毅然返回家鄉常州。當時的首輔葉向高極力挽回，他對皇帝說，鄭鄤是三吳名士，與文震孟同時罷去，實在可惜，但已於事無補。

      崇禎即位後，起用昔日遭魏忠賢迫害的官員，鄭鄤也以翰林院庶吉士回京復職，然而他接連遭遇父喪、母喪，一直到崇禎八年才重回官場。鄭鄤還在守喪期間，朝中周延儒與溫體仁已開始互相傾軋，鄭鄤曾公開倡言「周決不可用，而溫實可大用」。與鄭鄤同出前閣臣錢龍錫門下的錢士升十分欣賞他說法，向溫體仁極力推薦他。此時文震孟已進入內閣，卻受到溫體仁的排擠，他力勸鄭鄤不要來京，然而鄭鄤仍赴京復職了。根據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鄭謙止始末》記載，溫體仁與鄭鄤會面後，溫認為鄭鄤「鋒芒如刃，必糾彈我，動搖我相位」，適逢此時溫已先後排擠了文震孟、何吾騶，士論不平。鄭鄤也發表了激憤的言論非議溫體仁，溫體仁向鄭鄤的族舅、前任閣臣吳宗達打聽了鄭鄤十多年前的家中舊聞，借題發揮上疏彈劾鄭鄤，以杖母不孝罪誣陷他。崇禎皇帝此時正以孝悌風勵天下，對於首輔指控鄭鄤如此大不孝，勃然震怒，下令逮入刑部獄中嚴加審訊。刑部尚書馮英初審後，認為並無具體證據能坐實鄭鄤的罪名。溫體仁認為馮英回護鄭鄤，於是借故將馮英革職，並將此案移交錦衣衛鎮撫司。錦衣衛都督同知吳孟明也知道鄭鄤的寃屈，一直未能結案。

      崇禎十年六月，溫體仁罷歸，但此案仍懸而未決。隔年京師酷旱，皇帝下令各衙門上陳寃抑之事，吳孟明便將這件案子上呈，請求釋放鄭鄤。崇禎皇帝接到奏疏大為震怒，不但嚴辭駁斥，還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下令將鄭鄤凌遲處死。

      鄭鄤死後，好友黃道周悲痛不已，上《三罪四恥七不如疏》，自言：「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 大儒黃宗羲為作〈鄭峚陽先生墓表〉，也說：「當公之受誣，當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寧隱忍就死......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

獄中撰《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鄭鄤下刑部獄時患了傷寒病，病癒之後留下後遺症，手足顫抖，難以握筆。下錦衣衛詔獄後，更加與世隔絕。一時間內外聲息隔絕，沒有片紙出入，其寂寞孤獨可想而知。幸而同一監舍的諸生雷應元，身邊帶了蘇東坡集，鄭鄤向他借閱，此時的喜悅心情，就像蘇東坡在瘴癘孤寂的海南時借得陶柳詩一樣。

      鄭鄤在獄中撰《考定蘇文忠公年譜》，針對宋代王宗稷舊譜的疏誤，加以訂正，並且傾注自身對蘇軾的敬仰同情共感。鄭鄤說「乃覺坡公鬚眉，朗然照人」。鄭鄤遇難時，一直在獄中照料起居的長子鄭珏倖免於殺身之禍，從而得以將鄭鄤《天山自敘年譜》、《考定蘇文忠公年譜》以及鄭鄤在獄中刪定的詩集，以及經學講義等著述帶回家中，並於康熙年間刊刻《峚陽草堂集》。

鄭鄤與王徵為好友

      鄭鄤與天主教徒王徵（1571-1644）為好友，鄭鄤曾為王徵天主教著作《畏天愛人極論》一書作序及評論。崇禎元年，王徵請鄭鄤為撰父母的墓誌銘，兩人還曾一同去算命。

鄭鄤與戲曲

　　鄭鄤讀戲曲常有特殊詮釋。〈題《牡丹亭還魂記序》〉認為湯顯祖自比杜麗娘，恨不得如柳生者，湯譜《牡丹亭》猶屈原作《離騷》，可與日月爭光。〈題《北西廂 》記〉認為《西廂記》是至文至情之作，「不有如此之情，不可以言文；不有如此之文，不能以寫情」。《琵琶記》在他眼中是「表文人無行之差，為賢者失身之戒」，情節關目中頗有非慈孝不合理之處，人臣人子「雖極貧苦之時，亦自有區全之術」。張鳳翼的《祝髮記》主角志潔行芳，正面且全面展演孝子、貞婦行誼，合乎《琵琶記》倡導的「關乎風化」，《琵琶》《祝髮》二記應該要合看。

　　除了案頭閱讀外，戲曲還可清唱，而劇演更是最為大眾熟知的表現形式，鄭鄤和其他評鑑者不同的是，他非常注重戲曲的表演性以及曲唱。他曾編纂戲曲選集，選收標準是該劇合乎簫管弦索，能歌能演。

參考資料：

樊樹志：黨爭漩渦中的鄭振先鄭鄤父子。

鄭燮賢：《鄭鄤研究》，作者網站。

坡公鬚眉，朗然照人：概述明代鄭鄤編撰蘇東坡考定年譜。

黃一農：〈明末中西文化衝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國為例〉。

譚笑：〈新見明末鄭鄤戲曲題記七則箋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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