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爵（1534-1610），江蘇太倉人。字元馭，號荊石。一生與晚明歷史息息相關。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榜眼，時年二十九歲，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侍講學士、禮部右侍郎等職。萬曆五年（1577）首輔張居正不願守孝，自稱奪情，錫爵大力反對，因得罪張居正而回鄉隱居。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死後，錫爵恢復官職。萬曆十二年（1584）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萬曆二十一年（1593）入閣為首輔，在「國本之爭」中，大臣欲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但神宗意圖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故對錫爵說，自己無嫡子，想要將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是為「三王並封」。王錫爵既怕得罪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訐，於是同意。言官紛起彈劾，錫爵無奈，連上八疏乞休。萬曆三十五年（1607），萬曆帝下詔，命久居鄉里的王錫爵重任首輔，錫爵已入古稀之年，堅辭不赴，家居而卒。

抗日援朝時的內閣首輔

　　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豐臣秀吉發兵入侵朝鮮，當時首輔王錫爵正在家鄉照顧生病的母親，軍情緊急，萬曆帝急召王錫爵回京商討。萬曆帝較為擔憂數月之前西邊寧夏地區的哱拜叛亂，尚未決意是否援朝。王錫爵在赴京途中連發數封奏疏和公牘，分析輕重緩急，寧夏叛亂並非大患，當務之急是盡快出師援朝。由於萬曆帝已多時沒有上朝，王錫爵為內閣首輔，可視為朝鮮之役的總指揮官。戰爭初期，明廷眾多官員強烈質疑援朝的必要性，王錫爵則清醒地認識到，援救朝鮮即是保衛中國，一旦朝鮮淪陷，倭寇必將以朝鮮半島為跳板，入侵中國，屆時將處於危險的處境。他說：「善守者，守之門戶也。倭奴本情，實欲戰朝鮮以窺中國，中國兵之救朝鮮，實所以自救，非得已也」。力主抗日援朝。最後在他的運籌之下，大明戰而勝之，斬斷了日本的妄想。 

文藝生活

　　王錫爵雅愛書法與繪畫。家富藏書，有「賜書堂」收藏書籍、書畫甚富。善書法，董其昌稱他：「深於書，書尤深于唐碑，晚年猶懸碑刻滿四壁，特不欲以書名耳」。錫爵出身館閣，兼具史才，他因公務、私誼之需寫了很多碑傳文，板正嚴謹，多篇被《明史》借鑒，史學價值極高。他的古典散文流暢地化用館閣時文，達到「時文工古文亦工」的水準。

　　錫爵歸田後，修築園林，或是蒔花種草，自臨碑帖，或是交遊唱和，觀劇賞音，品鑒書畫，了孕育王氏家族數代的文化。

王錫爵與「東園」

      王錫爵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連上八疏，終得致仕返回太倉，園居蒔花，微行山水，臨晉唐帖，批評古書，建立文化家風。錫爵於城東修築別墅，時稱「東園」或「芍藥圃」，據〈婁東園林志〉記載，園中「水前後通流，嘉木卉無算」。出東郭外數十武，過小石橋，由松徑入園，有池廣二三畝，面池有揖山樓，竹林間有涼心閣，度竹徑小折，有曲室數十楹，桂林小山後有峭蒨廬、掃花庵，外接平疇百十頃。由庵泛舟，南抵藻野堂，階下種植芍藥滿阡陌。東折石徑松林中有梵閣，若循水路泛舟，可迂迴還於揖山樓。園林以水流與花木取勝。錫爵逝後十年，孫王時敏延請張南垣規劃重修，穿池種樹，標峰置嶺，極林壑臺榭之美，改稱「樂郊園」。明清易代後，樂郊園雖未毀於兵燹，然漸荒廢。乾隆年間，為湖廣總督畢沅所得，清末毀於戰火。  

戲曲家班

　　王錫爵的父親王夢祥（1515-1582）曾說：「此最瑣瑣，亦足以觀成敗，見哀樂」，王父認為，賞戲觀劇可以從中看到政治成敗，民心哀樂，符合儒家「小道可觀」的傳統文藝思想。萬曆二十二年（1594），王錫爵致仕返太倉，源於故家遺訓，開始組建家庭戲班。曲聖魏良輔的弟子趙淮，是蘇州著名曲師，王錫爵專門延請他為家班教習。魏良輔的女婿張野塘，積極協助整理加工流行於太倉崑山一帶的戲曲唱腔，精北曲，善彈三弦，也曾為王錫爵門下客，教家僮習曲練唱。王錫爵家班在《牡丹亭》成書不久就排練上演，是最早用崑腔演出《牡丹亭》的戲班之一，對《牡丹亭》以及對崑山腔在仕紳階級的傳播大有助益。又據湯顯祖《哭婁江女子》詩序：「因憶周明行中丞言，向婁江王相國家勸駕，出家樂演此。相國曰：『吾老年人，近頗為此曲惆悵』」，顯見曾經錄取湯顯祖為進士、公安三袁之袁宗道為會元的主考官王錫爵，有不凡的文藝眼光。

　　王氏家班從王錫爵開始，歷經子王衡、孫王時敏、曾孫王抑，延續了四代，百數十年。

王時敏家族 四人   連結分享